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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老龄化”遇上“少子化”“一老一少”困局何解?

    在中国高层发展论坛2021年会经济峰会上,“少子化”与“银发经济”两个独立单元形成了一种特殊“对话”:当“老龄化”遇上“少子化”,中国如何破解未来社会发展不可回避的“一老一少”困局,无疑是各方关注的热点话题。

    “‘少子化’是很多国家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问题,我国也早就总和生育率低于了自然更替水平,这给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给人口结构带来很严峻挑战。”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杰秀开场发言直指当下问题。

    老龄化趋势会从人口总量、人口年龄结构和收入分配三个方面为消费增长带来负面效应,进而制约内需扩大,影响高质量发展,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在“银发经济”的分会场率先发声。

与此同时,一组组数字,不仅反映出我国人口变化的特征,也印证着我国未来发展关于“人口那些事儿”的痛点。

    数据显示,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.49,跌破了国际公认的1.5的警戒线。同年出生并已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.5万,已连续五年下跌。

    无独有偶,国家统计局报告指出,2019年,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增至12.6%,0岁至15岁人口比重为17.8%,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。预计“十四五”我国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,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。

    一边是“不生”,一边是“老去”,这样的趋势能否扭转?

    翻开“十四五”规划纲要,“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”单列一章凸显国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。一系列部署显示,未来我国将以“一老一小”为重点完善人口服务体系,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。

    “在可预见的未来,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,少子化、长寿化、老龄化并存的基本面,不会发生根本改变。”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认为,面对不可改变的“三化并存”现实,关键要不断认识新的人口机会,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。

     人口变化是慢变量、长变量,难以立竿见影,只能在适应现状的基础上不断深化认知,借鉴他国经验,创新政策措施。

     作为世界范围普遍现象,日本和欧美国家同样为“少子老龄”“忧心忡忡”。以日本为例,不仅是“少子化”一词的发源地,也是全世界第一个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。

    “自2005年达到顶峰后,日本人口便开始持续下降。”

     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佐佐井司说,为了鼓励生育,日本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,包括给生育家庭减税、提供生育补贴、落实带薪产假等。

     迈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,我国“人口红利时代”结束了吗?新的人口红利又该如何挖掘?

    “机遇与挑战并存。”原新认为,虽然我国劳动力资源红利在减少,但它依然庞大,并且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,劳动力素质得到了很大提升。此外,国家提出延迟退休,如果男性和女性最终退休年龄一致,释放出的性别红利把一些年轻老年人口变成大龄劳动力,劳动力资源又得到增加和补充。

    “十四五”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“畅通国内大循环”“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”。

     蔡昉认为,虽然人口结构的变化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挑战,但供需两端仍有潜力可以挖掘。

    “十四五”,我国提出了人均预期寿命要再提高1岁的目标

    “长寿社会呼唤长寿经济。”泰康保险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东升说,相比以往,新时代的老年人在素质、智力、精力和财力等方面都发生了改变,在医疗、保健、康养等多方面消费意愿强烈,“银发经济”市场空间巨大,老年消费未来潜力巨大。

     “归根结底,一个社会的养老要靠公共保障制度。”蔡昉说,当下我们应积极加强普惠性养老保障制度建设,从而赋予每个人享受“优雅”老去的权利。与此同时,养老金等物质基础的保障还能进一步释放老年人的消费,使“银发经济”真正散发出无限生机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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